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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精神”讨论背后

时间:2018/01/29/ 14:51

旷新年

《上海文学》1993年6月号率先以“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为题展开了规模巨大的“人文精神”讨论。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思潮的两位重要人物,同时也是80年代“新启蒙主义”在文学领域的重要表述——“重写文学史”运动的两位领军人物陈思和与王晓明,为这场讨论举行了揭幕仪式。

“人文精神”的危机实际上是20世纪80年代的思想主流——“新启蒙主义”思潮的危机。“人文精神”讨论成为一道明显的裂痕,标志着“新启蒙”思想阵营的分裂。20世纪90年代,“新启蒙”知识界分裂成为了所谓自由派和新左派。

20世纪90年代应声而至,“自由主义浮出了海面”,“自由”成为了“主义”,成为了神圣的、至高无上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口号。

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在中国大陆隆重登场,成为显学,在“消解宏大叙事”“取消意义深度”“消解中心”“挑战权威”的口号下,中产阶级,消费主义,欲望叙述,个人化写作,女性书写,美女作家,私人生活,身体写作,拓展着这个时代的文学疆域。文学在这个时期发生了重要的“断裂”:市场不再是官僚机构而成为了写作的主人,顾客不再是批评家而成为了写作的指导。写作以及整个文学领域第一次被商业主义全面征服与覆盖,上海宝贝、私人生活、美女作家、身体、隐私在文学市场上公开发售。曾经矫情地用屁股面对着读者,以形式主义名义故弄玄虚和标新立异的先锋作家,终于难耐寂寞,被迫掉转了方向,面对观众重新调整了自己的写作姿态。

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代来临,商业主义浪潮涌起。茫茫商海上,各种价值众声喧哗,曾经自居为社会中心和价值标准的文学知识分子被抛出了原来的轨道,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失落和危机。感觉敏锐的文学知识分子对时代的转变作出了强烈反应,发出了“人文精神危机”的惊呼。王晓明说:“人文学术也好,整个社会的精神生活也好,真正的危机都在于知识分子遭受种种摧残之后的精神侏儒化和动物化,而人文精神的枯萎,终极关怀的泯灭,则是这侏儒化和动物化的最深刻的表现。”张汝伦提问:“人文精神还要不要?如何挽救正在失落的人文精神?”1

“人文精神的危机”在根本上是启蒙知识分子身份的危机,人文精神的失落实际上是知识分子地位的失落。当启蒙的理想变为了现实,启蒙大功告成,自居于社会中心和启蒙导师身份的知识分子到了功成身退的时候,按照蔡翔的描述:“知识分子曾经富于理想激情的一些口号,比如自由、平等、公正等,现在得到了市民阶级的世俗性阐释,制造并复活了最原始的拜金主义,个人利己倾向得到实际鼓励,灵—肉开始分离,残酷的竞争法则重新引入社会和人际关系,某种平庸的生活趣味和价值取向正在悄悄确立,精神受到任意的奚落和调侃。一个粗鄙化的时代业已来临……下课的钟声已经敲响,知识分子的‘导师’身份已经自行消解。”2

“人文精神的危机”反映了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与社会现实的荒诞性相遇,反映了社会中心的幻觉破灭后椎心的痛苦,充满了知识分子重新寻找自己位置的生存压力与心理焦虑。针对知识分子“人文精神失落”的悲鸣,王朔说:“那是关注他们的视线的失落,崇拜他们的目光的失落,哪是什么人文精神的失落。”3王朔和蔡翔道出了残酷的事实真相。

王蒙从根本上质疑“人文精神的失落”这类说法,嘲弄和追问知识分子:“人文精神”是什么时候失落的?我们什么时候有过“人文精神”?通过对王朔作品的批评,提出“躲避崇高,直面俗世”,表达了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心憧憬与热情拥戴。

张颐武在《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中对“人文精神”作了这样的勾画与描述:“在目前的‘后新时期’文化语境中,‘人文精神’业已成为一个巨大的神话,一个无所不在的中心词,一个最新的文化时髦,也是一种伦理判断的前提和条件,围绕这个语词所建构的一套话语具有某种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它既是一种神秘的、难解的理论,又在批评实践中被用作诸如‘崇高的’‘有理想的’‘真挚的’等等词汇的同义词。它被视为与当下所出现的大众文化相对抗的最后的阵地。”4它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胜券在握、踌躇满志、咄咄逼人的姿态。对叶公好龙、晕头转向、呓语连篇的文学知识分子报以无情的嘲讽与调侃。

古代知识分子依附于帝王贵族,现代知识分子则寄食于大众市场。现代知识分子从庇护人的人身依附之下获得解放的同时,在商业市场上不断沉沦、翻滚、挣扎。中国古代长期延续的科举考试制度使“经书”尤其是“四书五经”获得了神圣和崇高的位置,它们成为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栖身之地和托命之所。在古代知识的等级体制中,经学和文学处于不同的地位,“文以载道”使文学依附与寄生于经学,因此,文学知识分子受到轻视,刘挚“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的观点,5由顾炎武《日知录》广为人知。

1905年废除科举考试制度,标志着古代经学的崩溃与终结,传统知识分子也因此失去了存在的依据。与此同时,清末,随着现代大众传媒的兴起,诞生了新的现代知识分子。五四是现代知识分子登上历史舞台的重要时刻。他们否定了经学和文言,转而拥戴国语与国家这一新的现代神圣。

传统经学的崩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知识分子的失落则是一个明显的现代现象。中国现代启蒙运动可以追溯至明末清初黄宗羲、顾炎武等启蒙思想家。在天崩地解的大破坏中,明末知识分子产生了深刻的反省,对封建制度和个人生存提出了批判性思考。在20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讨论中,“人文精神”的倡导者以道统、政统、学统的监护人自居。然而,三百多年前,陈确却提出“学者以治生为本”:“学问之道,无他奇异,有国者守其国,有家者守其家,士守其身,如是而已。所谓身,非一身也。凡父母兄弟妻子之事,皆身以内事,仰事俯育,决不可责之他人,则勤俭治生洵是学人本事。”“岂有学为圣贤之人而父母妻子之弗能养,而待养于人者哉!”6五四时期,陈寅恪自觉地将自己置身于这一思想脉络中:“我侪虽事学问,而决不可倚学问以谋生,道德尤不济饥寒。要当于学问道德以外,另求谋生之地。经商最妙,Honest means of living。若作官以及作教员等,决不能用我所学,只能随人敷衍,自侪于高等流氓,误己误人,问心不安。”7 

“人文精神”讨论把知识界带入了20世纪90年代,来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开阔地。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娇艳的花朵结出了20世纪90年代“新自由主义”沉重的果实。1915年,陈独秀在创刊《青年》杂志和发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提出,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之觉悟”。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学帝国主义”时代降临,商人伦理和个人主义千呼万唤始出来。所谓“经济学帝国主义”,实际上就是利益交换、交换价值、商业逻辑第一次全面支配和覆盖了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在这一暴露和危机的时刻,“人文精神”倡导者匆忙地建造了“道德理想主义”摇摇欲坠的守备城堡。

20世纪80年代初,即“改革开放”初期,风靡于知识界的存在主义思潮尤其是萨特的“自由选择”和“他人就是地狱”强烈地表达了对于即将来临的竞争性社会和市场主义伦理的预感。对市场社会和商业伦理,韦伯、西美尔、舍勒、桑巴特等德国社会学家和杜威等美国哲学家曾经有过有力、准确和深刻的描述。

桑巴特指出:“在这个时代中,经济和经济的以及与其有关的所谓‘物质的’重要,实已征服一切其他价值而取得霸权的地位,并且经济的特质已经在社会和文化的一切其他疆域上盖上了它的标记。”“他把那些一直隐藏于人性中的卑贱的冲动,如贪欲,营利的追求,拜金,等等的一切所谓的‘利益’,闻所未闻地鼓吹起来,高抬起来,使其成为唯一的决定权力;更巧造出一种经济方式,担保这些冲动存活;这就是资本主义制度,在这个制度里,赢利的追求以及获利原则的应用经由经济的‘理性’来强迫一切的个人。”8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学帝国主义”时代举行了隆重的成人仪式,使我们进入到了“利益的时代”。“经济学帝国主义”形象地体现了经济利益的至高无上、至大无外,并且用“经济学是不讲道德的”这种直白爽快、天真无耻的语言道出了时代的秘密。从前人类存在的包括血缘关系在内的所有关系都被转化成为了经济利益和金钱关系。“只认钱不认人”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根本特点。

“他人就是地狱”是对于这种竞争性的商业社会和个人主义生存伦理最简洁、通俗的描述。舍勒说:“须从根本上确定的是:现代道德的全部根基一般基于人对人的原则上的不信任态度,特殊而言,基于人的道德价值。惧怕被竞争对手所骗的商人,其态度一般地已变成现代陌生感的基本态度。只有与怨恨如此相近的这种‘不信任’感才产生出现代道德的个人主义和否定休戚与共原则的态度;今天,这两者在现代人看来已是‘理所当然’的了。”9传统宗法封建社会的共同体意识乃至血缘关系被瓦解和消灭了。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当小洛克菲勒坐下去的时候,老洛克菲勒抽掉了他身下的椅子,以此教育他:在商业社会里,哪怕是有血缘关系的亲人甚至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样的至亲都不应该被信任。

杜威对商业社会和市侩原则有着深刻的理解:“如果我们没有弄错的话,当前对詹姆斯名声的一些高度颂扬正源于把一个估计他自己也会坚决拒斥的关于‘后果’的观点归之于他。正是他说,美国特性中最脆弱的一点就是崇拜‘婊子女神,即成功’的倾向。然而,或许我们当中的实用主义——以及国外的不利批评——中某些流俗的看法是下面这一观念,即不管怎样,它是一种关于成功、为了成功和因着成功的哲学。”“然而,与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思想的流俗阐释相伴随的,不管是什么,美国生活中的实用主义是商业的主导。一个新近的美国作家引用了美国商会一个部门领导的话,大意是说:‘今天的资本主义是战无不胜的,而且美国的商人,正如他们引人注目的典范那样,占据了商人前所未有的领导地位。”10商人伦理上升成为了社会伦理的典范与标准,成功崇拜取代和排斥了所有其他意义与价值,对成功的追求尤其是对金钱的追求代替了多元化的社会价值,胜者为王,赢家通吃,成功就是一切。金钱成为了这个时代的宗教信仰,“成功人士”成为了这个时代的上帝。

西美尔在《货币哲学》中指出:“在任何时代个人对金钱都是贪婪的,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最强烈的、最广泛的金钱欲望却只发生在一些特别的时代里,在这些时代里,个人生活兴趣适度的满足已不敷足够,例如,把宗教意义上的绝对者当作生存的终极目的,已失去了其力量。”11金钱的贪欲是一种古老的欲望,但也是一种一直受到贬低的欲望,直到现代市场社会,这种贪欲才彻底合法化。商品拜物教成为了现代世俗社会新的宗教,金钱成为了现代世俗社会的全能神。在市场社会中,金钱与货币夷平了所有的价值,价值内在的质变得无关紧要,价值的量成为了唯一的追求,货币将所有意义的质转变成了量,同时也使量变成了质。也就是说,在市场社会里,质变成了量,反之亦然,量变成了质:“货币是现代强调量的因素的倾向的例证、表现和象征。越来越多的东西都可以用钱来买到,与此相关,货币也成了核心的、绝对的价值,这一事实产生的后果是:人们对物品的评价,只是看它们值多少钱,而对于它们的价值的性质,我们却只是把它看作是它们的货币价格的一项功能而已。”12对于“成功人士”,不论是马云,王健林,还是于丹,郭敬明,人们常用同一把尺子——“身价”来衡量。

现代社会夷平了所有的价值,使所有的价值相对化、扁平化,所有不同的价值都可以用货币统一测量与计量,都可以通过货币进行换算和交换。凡高的画和进口垃圾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价值鸿沟,不仅都可以用金钱的数目表示,而且可以等价交换,即凡高的画等于若干吨垃圾。市场社会把所有的关系转变成为了交易关系,把所有的价值转变成为了交换价值。现代性的本质,即所谓合理化、理性和理性主义,就是计算和算法。计算,这是现代理性社会即市场社会的根本特征。“我想提到现代生活风格——它的理性主义特点清楚地显示了货币影响的痕迹——的最后一个特征。现代人们用以对付世界,用以调整其内在的——个人的和社会的——关系的精神功能大部分可称作算计功能。这些功能的认知理念是把世界设想成一个巨大的算术问题,把发生的事件和事物的规定性当成一个数学系统。”“我们时代的这种心理特点与古代更加易于冲动的、不顾一切的、更受情绪影响的性格针锋相对,在我看来它与货币经济有非常紧密的因果关系。货币经济迫使我们在日常事务处理中必须不断地进行数学计算。许多人的生活充满着这种对质的价值进行评估、盘算、算计,并把它们简化成量的价值的行为。按照金钱对价值斤斤计较教我们学会了把价值确定和具体到最后一厘,并且在对比各种各样的生活内容时给它们强加上越来越大的精确度和明确的界限。”13

钱理群老师有一个有名的说法,现在北大的学生是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然而,这种“精致的利己主义”难道不是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孜孜以求的目标和标志着其事业的辉煌成就和巨大胜利吗?

货币与等价交换原则体现了现代社会“平等”与“自由”的本质。等价交换原则无疑是对文学知识分子难以忍受的强烈贬低和巨大伤害。货币从根本上彻底消解和取消了所谓“人文精神”,然而,货币使得社会关系高度抽象化、中性化,降低了对特定个人的人身依附,“货币是人与人之间不涉个人的关系的载体,且是个体自由的载体”14。因此,正是货币和等价交换原则孕育了绝对的平等、自由精神与彻底的个人主义。与“人文精神”提倡者无比的哀伤与悲恸不同,作为“新时期文学之父”的刘心武和新时期文学的领袖人物王蒙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来临欢天喜地,喜不自胜,不禁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使得等价交换原则成为社会的基本原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到来意味着20世纪80年代“新启蒙主义”的理想变成了90年代“新自由主义”的现实。凡高和垃圾之间的等价交换造成了对文学知识分子的无情亵渎与巨大伤害,但是,等价交换消除了所有的界限与禁忌,自由交易成了唯一原则,金钱面前人人平等,有钱就有一切,使“自由”和“平等”由“理想”变成了“现实”。正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论从经济学的角度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一样,西美尔的货币哲学从社会学的角度抓住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本质特征。货币哲学是一种时代哲学,充分体现了一种现代的世界观,深刻地把握了现代社会生活的根本意义与交往形式。

按照韦伯的说法,现代化是一个祛魅化的过程。在现代社会中,文学知识分子是尴尬的存在和不安的象征。罗素在《权力论》中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知识分子代替了传统社会中巫师和教士的位置:“就我们所知,知识分子是僧侣在精神上的继承者;但由于教育的传播,他们的权力被夺去了。知识分子的权力是靠迷信(对传统的咒语或圣书的崇敬)维持的。”“说来奇怪,在最野蛮的社会里,靠所谓学问来取得的权力反而最大,并且随着文明的发展而不断减小。”15因此,启蒙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荒诞而可怕的悖论和噩梦,启蒙越是接近于成功,知识分子就越是接近于彻底贬值和失败。知识分子是一个奇怪的物种,一种典型的“历史中间物”。只有在黑暗和愚昧中,知识分子才能放射出神秘的、魅人的光辉。

20世纪80年代的“新启蒙”时代是一个“纯真的年代”,“人的重新发现”“人的本质”“个人”“个人主义”“人性”“自然人性”“人性复归”“人道主义”“自我的发现”“自我表现”“人的主体性”“绝对自由”“爱情”这些词语的彩笔描绘了一个玫瑰色的理想的人间天堂。然而,福柯在1966年出版的《词与物》一书中一语道破:人不过是一种知识形式,一个新近的发明,一个人类知识中的简单褶痕,并且正在接近它的终点。《词与物》一书的结尾有一个著名的、充满诗意和余音袅袅的警句:“人将被抹去,如同大海边沙地上的一张脸。”16

19世纪,尼采宣布上帝已死。上帝之死实际上也就是人之死。上帝创造了人,同时,人创造了上帝。当人杀死了上帝的时候,也就是从概念上亲手杀死了人自己。正如上帝是人的创造物一样,不仅人性,而且人的脸、皮肤以及人的整个身体,乃至自然,都并非“自然”之物,而是社会和人自己的创造。

当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人文精神”扭打在一起的时候,在西方,早已经奏响了“后人类”和“后人文主义”的序曲。1992年6月,在瑞士洛桑举办了一个名为《后人类》的展览。由于人工智能和生物工程的发展,人类正在迈向“后人类”时代。杰弗里·戴奇指出:“现代时代,表现了发现自我的时代特性,我们当前的后现代时代,则表现了自己崩溃的变革时代的特性。正在来到的‘后人类’时期将会是重新构造自我的时代。”“在当今的世界,整形外科手术已不足为奇了,遗传重组和计算机这一大脑的移植物的出现,不久将会使达尔文的人类进化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这些技术上的创新也将开始从根本上改变社会行为的结构。描绘人类时代的破晓,不能够用同毕加索或沃霍尔同样的思维和手段,描绘这一新时代的开始,要求具备一种新的象征艺术的概念,人们应像学习艺术史那样从电视的声画中获取这一新的概念。”17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梅特里提出“人是机器”。今天,机器、物质、技术日益渗透到人的身体之中,也越来越深刻地渗透到“人性”之中,在走向“后人类”的途中,人与非人的界线开始变得模糊不清,甚至于有一天可能彻底消失。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人文学院)

1 张汝伦、王晓明、朱学勤、陈思和《人文精神:是否可能与如何可能》[J],《读书》,1994年第3期。

2 许纪霖、陈思和、蔡翔、郜元宝《道统、学统与政统》[J],《读书》,1994年第5期。

3 白烨、王朔、吴滨、杨争光《选择的自由与文化态势》[J],《上海文学》,1994年第4期。

4 张颐武《人文精神:最后的神话》[N],《作家报》,1995年5月6日。

5《宋史》卷三百四十《刘挚传》[A],脱脱等《宋史》第31册[M],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0858页。

6 陈确《学者以治生为本论》[A],《陈确集》上册[C],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58-159页。

7 吴宓《吴宓日记》第2册[C],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67页。

8 桑巴特《德意志社会主义》[M],杨树人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4页。

9 舍勒《道德建构中的怨恨》[A],罗悌伦译,刘小枫校,马克思·舍勒《道德意识中的怨恨与羞感》[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29页。

10 约翰·杜威《威廉·詹姆斯在1926年》[A],《杜威全集·晚期著作》第2卷[C],张奇峰、王巧贞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30-131页。

11  12  13  14 西美尔《货币哲学》[M],陈戎女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7年版,第165页,第207页,第358页,第359页,第224页。

15 罗素《权力论》[A],《罗素文集》第5卷[C],吴友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34-35页。

16 米歇尔·福柯《词与物——人文知识考古学》[M],莫伟民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506页。

17 杰弗里·戴奇《后人类》[J],许明清译,《世界美术》,199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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