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大师汪曾祺-www.w88.com

一代大师汪曾祺

时间:2018/01/29/ 14:46

       20年前如果说汪曾祺是大师,或许还有人会露出迟疑的眼神。今天,我们在谈论汪曾祺大师时,已经非常自然。汪曾祺的价值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增值,很多作家生前显赫,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慢慢被人遗忘。对汪曾祺的评价始终在变化,汪曾祺在20世纪的文学评价谱系中,是40年代的文学新人,80年代的优秀作家,90年代的大腕级作家。21世纪,对作品的评价方式从“社会影响”逐渐转向“作品本身”,人们终于承认汪曾祺——20世纪的一代文学大师。

  20世纪评价文学的纵横价值标杆大致是:纵坐标,沿袭已久的革命文学传统价值;横坐标,则是外来的文学标准。1978年前的外来标准,主要由前苏联文学的传统构成,稍带俄罗斯文学的传统,比如列宁肯定过的“俄国革命的一面镜子”托尔斯泰等。汪曾祺的作品,当年恰恰在这两个价值标杆之外,他的作品被划入到休闲淡泊的范畴,和林语堂、梁实秋、周作人等人的作品一起作为文学的二流。

  如今人们发现,汪曾祺连接了曾经断裂的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建国后出现的作家,在文脉上曾有过刻意和“五四”文学划清界限的现象,当代文学与现代文学之间出现过一道鸿沟。汪曾祺是填平这道鸿沟的人,不仅因为他的写作跨越了两个时代,更因为他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在两个时代写出不同的文章来。他早年的《鸡鸭名家》和晚年的《岁寒三友》放在一起,是同一个汪曾祺,而不像《女神》和《放歌集》里面有截然不同的两个郭沫若。汪曾祺还把早年的作品修改后重新发表,比如《异秉》等,一方面是因为艺术上他精益求精,另一方面他以创作实践,对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进行了有效的缝合。

  早年的汪曾祺,除受到他尊重的沈从文先生的影响外,还受到了“五四”时期另一个比较边缘化的作家废名的影响。废名是一个文体家,他在小说艺术上的追求、对汉语言潜能的探索不应该被忽略。汪曾祺的作品,对现代文学的传承和张扬,为一种文学价值的重估,为文脉的延续与发展,提供了最精彩的研究资源。正如布鲁姆在《影响的焦虑》一书中,曾经说到的观点:不是前人的作品照亮后人,而是后人的光芒照亮了前人。沈从文、废名影响了汪曾祺,而汪曾祺用他的作品重新照亮了沈从文,照亮了废名,也照亮了文学史上被遮蔽的角落。

  汪曾祺对沈从文的审美精神进行了扩展、延伸。沈从文从梅里美、屠格涅夫等古典主义作家那里汲取营养,开创了中国风俗小说的先河。汪曾祺成功地继承了老师沈从文淡化意识形态的叙事态度和诗化、风俗化、散文化的抒情精神,而且将视角从乡村扩展到市井。对于市井来说,中国文学历来少有诗意的观照。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受戒》这类乡村生活题材的作品,所达到的灵性程度和人性诗意,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几乎无人能及;汪曾祺的《岁寒三友》《徙》《故里三陈》等纯粹的市井题材的小说中,诗意润物细无声地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市井,在汪曾祺的笔下,不再是世俗的代名词。

  在白话文草创时期,新文学的写作自然会下意识地接受翻译文体的影响,像鲁迅的小说语言和他翻译《铁流》的语言是非常相像的。沈从文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对翻译文体是过滤得最为彻底的作家,他的小说语言带着浓郁的中国乡土气息和民间风味。汪曾祺的小说在语句上,平仄相间,短句见长,几乎没有欧化的长句,能让人想到唐诗、宋词、元曲、笔记小说、《聊斋》和《红楼梦》。汪曾祺自幼受到中国古典文化的熏陶,和沈从文的野性、原生态相比,汪曾祺要多一些文气和典雅。中国的小说叙事,在汪曾祺这里,完成古今的对接,也完成了对翻译文体的终结。汪曾祺活在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之间,历史造就了这样的机会,让人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叙事”。1978年以后,中国文学面临着重新被欧化的危机,面临着翻译文体的第二潮,汪曾祺硕果仅存地提醒着意气风发一心崇外的年轻作家,“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汪曾祺作为“现代”文学的过来人,在当代文学时期仍然保持旺盛的创作力,他不是那种只说不练的前辈自居的过来人,他的提醒虽然不能更正一时的风气,但他作品的存在让年轻人刮目相看,心服口服。

  20世纪8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风起云涌,汪曾祺在各种场合就反复强调“回到现实主义,回到民族传统”。21世纪,当我们在寻找呼唤“中国叙事”时,发现汪曾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经典的文本。汪曾祺的写作,取意、融合、转化唐诗、宋词、元曲的意境,为白话文带来了罕见的美感,将中国传统文学的巨大资源库引流到白话写作中。汪曾祺对传统文学、文化资源的转化,具有楷模和榜样的价值,召唤着后来者。传统文化的影响,渗透在汪曾祺作品的每一个角落,他的触角在小说、散文之余遍及戏剧、书画、美食、佛学、民歌、考据等诸多领域,他的国学造诣润物细无声地滋润着读者。

  汪曾祺的价值还在于打通了文学创作与民间文学的内在联系,将知识分子精神、文人传统、民间情怀有机地融为一体。“五四”新文学运动,是现代知识分子对旧的文化的一次成功改造。“五四”以来的文学,存在着浓重的文人创作痕迹。汪曾祺早期的小说,也带着这样的痕迹。新中国成立后,汪曾祺的小说文气依旧,但接地气,通民间,浑然天成。这种“天成”,或许是被动的,建国后的文艺政策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准绳,讲话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文艺家要向民间学习,向人民学习。汪曾祺和同时代的作家必须放下文人的身段,从民间汲取养分,改变文风。

  汪曾祺和赵树理在《说说唱唱》编辑部共事过5年,同时他阅读了大量来自全国各地的民间文学作品。时代的风气,同事的影响,阅读的熏陶,加之汪曾祺天生的民间情怀,让他对民间文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且融入到自己的创作之中。1957年,在反“右”运动中汪曾祺被划成“右派”,发配到远离城市的张家口乡村,更加体尝到民间文化的无穷魅力。他的一些小说章节改写于民间故事,而在语言、结构的方面也处处体现出民间文化的巨大影响。汪曾祺的“民间性”或许不如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鲜明,但汪曾祺身上的传统文化底蕴是山药蛋派作家难以企及的,雅俗文野在汪曾祺身上得到高度和谐的统一,在这方面,汪曾祺可以说是当代文学第一人。

  汪曾祺早年美学趣味的构建,却也早就受到过西方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他的作品中有民间、有传统,当然有现代主义的基因。汪曾祺最心仪的作家是国内现代主义热潮中不受追捧的阿索林。在《谈风格》一文中汪曾祺说:“阿索林是我终生膜拜的作家。”“他的小说的戏剧性是觉察不出的戏剧性。他的‘意识流’是明澈的,覆盖着清凉的阴影,不是芜杂的,纷乱的。热情的恬淡,入世的隐逸。”阿索林在中国的冷遇,是另一种文学趣味在中国的遭遇,也是汪曾祺遭遇的一种缩影。据汪曾祺自己回忆,20世纪40年代他还受到伍尔夫意识流小说的启发。他创作的《绿猫》中,出现了“瑞恰兹”这样的名字。

  汪曾祺可以当之无愧称为20世纪中国的文学大师,他的“大”在于融会古今、贯彻中西,将现代性和民族性成功融为一体,将中国的文人精神与民间的文化传统有机地结合,成为典型的中国叙事、中国腔调,他的价值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瑰宝,随着人们对他的认识深入,其价值越来越弥足珍贵,其光泽将会被时间磨洗得越发明亮迷人。

  【作者简介:王干,著名评论家、作家、《小说选刊》副主编】

 

 


艺术培训考试

文艺维权

更多>>
    %!anylist(0021,2,1,/sy/small_template/li02.html)!%此处函数或者参数错误!